朝臣和地方官多倾向于他，认为性格柔中带刚，杨广看得更远。
他深知，要想坐到那张龙椅上，单凭文采和温和没用，得赢得老爹的信任，还要让朝中关键人物站到自己这边。
在地方做官时，他的政绩不算耀眼，却很稳。
治理扬州时，运河航运通畅，南粮北运顺利，百姓表面上安居。
每逢朝廷使者来，他都摆出一副勤政、节俭的样子，让人觉得与兄长不同。
史书上记载，他暗中收集杨勇生活奢靡的细节，不动声色地传到父亲耳中。
隋文帝性格严厉，最反感奢靡之风，听得多了，自然心生不满。
杨广又在母后独孤皇后的面前格外殷勤，母后本就与杨勇关系不睦，这下更倾向于支持次子。
几次朝会后，风向变了。
废太立二的过程并不光明，朝中有人反对，有人沉默，反对的多是杨勇旧部，沉默的则在观望。
杨广接班的合法性因此留下争议。
表面上，隋朝依旧是开皇盛世，内里却埋下隐患——关键大臣的忠诚并不稳固，地方将领心存疑虑。
杨广登基那年，国力鼎盛，北有长城防线稳固，南方已归版图，西域诸国也多向隋称臣。
粮仓充盈，府库银绢堆积如山。
民间虽有徭役之苦，但整体尚可承受。
这个基础，本该让他至少维持一个世代的繁荣，可一旦掌权，他的性格和判断便决定了接下来的走向。
有人说，他自幼聪明过人，但聪明过了头，就容易急功近利。
当时的隋朝，看似铁板一块，实际并不稳。
杨广接班的方式，让很多老臣怀疑他能否稳住局面。
这种怀疑一旦遇到重大决策失误，就可能迅速变成反叛。
历史上很多王朝都在这一关栽跟头，杨广也不例外。
大运河工程——战略与民怨的分水岭
杨广继位后，首先想做的，就是彻底打通南北交通。
他知道南方的粮食能养活北方的军队，也知道北方的铁甲兵能镇住南方的豪强。
于是，大运河工程被推上日程。
运河早有雏形，之前的水系零散分布，运输效率有限。
他要做的，是一条贯穿南北的水路，从江都一直连到洛阳、长安，甚至延伸到涿郡。
这在战略上很有意义——军队调动更快，粮草运送省时，南北经济一体化。
问题在于，工程太大。
数十万劳工被征调，来自各地的壮丁被迫离家，许多人从春天干到冬天，还得在工地上过年。
史书说，沿线死者无数，尸体抛进河里顺流而下，虽有夸张，但徭役的沉重没人敢否认。
工程一旦开动，就停不下来，朝廷调度木料、石材、铁器，沿线城镇几乎被榨干。
官员为完成任务，不惜强征民夫，连青壮妇女都抓去运土。
这样的代价，短期看似换来了一条黄金水道，长期却耗空了民力。
运河竣工后，确实带来了繁荣。
南粮北运，北方物价稳定，军队粮草充足。江南的丝绸、茶叶也能迅速运到北地，百姓的怨气并未消散。
对朝廷来说，这是一次国家战略工程；对民间来说，这就是一次血汗与生命的掠夺。
更糟的是，运河完工没多久，杨广又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奢华的都城建设中。
洛阳城扩建，江都行宫修葺，沿途又是无休止的徭役。
百姓开始怀疑，这位皇帝到底是在为国家做事，还是在为自己的荣耀铺路。
运河本可以成为他一生的政绩，如果他能适可而止，给百姓喘口气。
但现实是，他接下来的一系列决策，把这种民怨推向了不可逆的临界点。
运河成了分水岭——在此之前，百姓还能忍；在此之后，忍耐逐渐转化为反抗的火种。
运河也让他产生了错觉。
水路通畅、粮运无阻，他以为国力还很充足，可以支撑更大的征伐。
这种判断，直接把他推上了另一条消耗性的道路。
有人说，历史从来不缺有野心的君主，但缺的是懂得停手的人。
杨广在这一点上，显然没学会。
三次征伐高句丽——从战略赌博到全面崩盘
运河通了，杨广的野心也被放大，他盯上了东北的高句丽。
理由很直接，高句丽在辽东一带势力不小，屡次挑衅隋朝边境，消灭高句丽能在朝廷内外立下赫赫战功，让那些怀疑他的人闭嘴。
第一次东征，高调开场，朝廷调动数十万大军，北方各州拼命运送粮草。
沿途依靠运河运输，速度的确比以往快，可军情这东西，不只看补给，辽东的地形险恶，气候变化快，补给线长到难以维持。
战役没能打出预期的胜利，反而折损了大量人力物力。
第二次东征，他没有退缩，反而加码，这次动员规模更大，征发的兵员来自全国各地。
士兵里不少是刚从农田被抓走的农夫，对战事毫无准备。
辽东城池坚守，高句丽军利用山地作战，灵活反击。
隋军久攻不下，粮草在消耗中见底，许多士兵死在归途中，连埋葬都成了奢望。
第三次东征，更像一次豪赌，他不信前两次失败是能力问题，坚持要拿下辽东。
结果没变，反而更惨，气候、疾病、战损同时压垮了大军，士气跌到谷底。
东征的失败，不只是军事上的挫败，更在国内政治上砸了他的威信。
百姓对徭役的忍耐彻底崩溃，地方守将心生疑虑。
边境因为空虚，盗贼、叛军接连出现，地方调兵的命令，执行速度越来越慢。
一些将领甚至开始阳奉阴违，辽东没拿下，反而拖空了国力。
三次东征，就像三把刀，一刀比一刀割得更深他没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输赢，而是朝廷控制力的急剧下降。
一步错，全盘输——江都之行与政治真空
东征失败后，关中和河北的反叛已经此起彼伏，而他却选择南下江都。
理由表面上是避开战火，实则想在江南重整旗鼓，江都地处运河要冲，物产丰富，经济繁荣。
在他看来，这是个安全的战略后方，可一走，就等于把权力中心留空。
长安和洛阳的朝臣各自为政，调度军队困难重重，地方节度使和郡县长官趁机扩张势力，有的干脆不听调令。
反叛军趁势占地，连片地区脱离了朝廷控制，江都行宫虽奢华，但成了孤城。
周围虽有江南水乡的富庶，却和北方的战局彻底脱节。
消息传来，河北叛军逼近洛阳，关中守军节节败退，有人上奏劝他北返稳定局面，可他迟迟不动。
江都的官员多是南方出身，对北方局势缺乏紧迫感。
当北方的混乱越来越大，江都内部也开始不稳，护卫军的将领中，有人心怀不满，有人暗通叛军。
最终，在江都的那个夜晚，兵变爆发，行宫被攻破，他被迫交出玉玺，随后死于乱军之中。
隋朝在形式上还存在几个月，但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回看整个过程，大隋并非被外敌直接击溃。
真正致命的，是一次战略转移——从关中到江都，让中央政权失去了控制全国的枢纽。
当最高统治者离开权力核心，朝廷变成空壳，反叛的速度远比想象快。
南方的富庶救不了北方的崩塌，运河的便利也挡不住权力的流失。
这一步走错，就像推倒了第一块骨牌，接下来，一切都不可挽回。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