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蕴含的认识方法是双重抽象法中纵向考察法的典型代表。马克思用形象化的表达生动揭示了低级阶段隐蔽地蕴含高级阶段的某些特征，并进一步指出低级阶段所内蕴的“某些隐蔽性特征”只有在到达高级阶段时才有可能得到充分暴露。如果要考察某一阶段或某一形态中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基本特征，应当选择最为典型的、较为高级的社会形态作为参照，分析其中的生产方式特征及其相关要素，然后以此为基点追溯以往阶段或形态的历史发展及其特征，由此才有可能得出具有一般意义以及整体性结构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历史研究从最典型和最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进而逐步展开对社会历史形态的系统性考察。他从历时性的视角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置于历史长河之中来审视，通过从高级社会形态向低级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回溯、对“现代发达的生产方式”到“过去较不发达的生产方式”的考察以及从抽象复杂范畴到具体简单范畴的思索，最终透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充满矛盾与斗争的历史运动规律。“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作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奥秘的方法，其内在蕴含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三重向度：在研究对象上，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该方法研究的既定主体；在研究逻辑上，从资本主义社会出发透视前资本主义社会；在研究目的上，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轴心，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两者关系的分析，试图挖掘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进的规律。
从研究对象看，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方法的研究主体。马克思始终将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与具体生产关系下的生产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明确指出，“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在他看来，“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历史的本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过去始终指向并服务于现实。马克思一生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深刻洞察与系统研究，其最为恢宏的著作就是旨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资本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演进及其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思索，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探寻“消灭私有制”的科学途径，并切中肯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症候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后思索法”的研究视阈虽然涉及前资本主义社会，但其研究重心与主体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
从研究逻辑看，现实社会构成理解过去历史的基本前提，“理解现在”有助于“解释过去”。马克思“从后思索法”的展开逻辑包括两重内涵：“现在”对于“过去”而言是作为结果的存在，前提本身是结果；现实性前提具有来自“前序”社会形态的隐藏性特征，“现在”与“过去”具有内在联系。这一展开逻辑充分表明，马克思采用的是“历史的逆向研究”，即本质上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置于逻辑优先地位。马克思并不是先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再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他先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以此为基础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前序”社会形态展开回溯式考察。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时，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对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与日耳曼所有制三种公社所有制形式进行比较，并总结出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形态存在的独特性及其演进逻辑的特殊规律。在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一论断之后，马克思就澄清，这一研究方式绝不是“抹杀一切历史差别”。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发来认识过去的社会历史形态，能够更为贴切地理解过去以及过去如何发展到现在。只有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摆在首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
从研究目的看，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不管是对自身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批判，还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外在反思，都蕴含着探明并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目标。马克思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出发考察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又立足“现在”展开对未来社会的探讨，“现在”既包括其与“过去”的内在联系，也蕴含其与“未来”的必然关联。在马克思看来，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他既将关注焦点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之上，又不忽略或贬低现实运动的必然性意蕴，因而对现实的研究具有未来取向。审视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目标，可以发现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处于贯通过去与未来的轴心位置，这一研究取向既可以回溯以往的历史，也可以展望未来的发展，由此赋予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深刻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马克思在纵向的历史长河中选择最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参照主体，缜密剖析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轴心的“从后思索法”，既回溯过去，充分揭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秘密和探寻历史事实，又能够进一步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预示未来发展的具体图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回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研究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同时也引发我们对“通过现在理解过去何以可能”的前提性追问。
二、通过现在理解过去何以可能
马克思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指向一种通过“现在”理解“过去”的解读方法，这与传统哲学家借助“历史”来阐释“现实”的方法截然相反。但通过“现在”理解“过去”是否可能？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现在”何以对“过去”具有解释效力？就历史学研究的视角而言，“现在”作为“过去”的生成，对“现在”的研究可以成为透视“过去”的重要窗口；就物种进化论的视角而言，低等生物身上隐藏着高等生物的特征；更为本质性的问题及其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人类对历史的哲学反思，即人类从现实出发更容易捕捉到历史的演进轨迹与发展规律。
在历史学研究中，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的可能性在于：“现在”的社会中留存大量的“历史遗迹”，包括各种形式、载体的史料，它们的存在使得理解和研究“过去”具有现实可能。从历史发展的历时性维度看，历史是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因而主体既无法直接窥探已经过去的历史，也不能回到历史本身来研究历史，只能从“现在”留存的历史遗迹透视“过去”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现在”来源于“过去”，也必将成为“过去”。一方面，“现在”作为“过去”的结果，内在包含的逆向思维具有从结果审视原因的可能；另一方面，“现在”本身是“过去”的生成，“现在”作为前提构成理解“过去”的窗口。历史学注重史料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具有多重样态的史料作为现实社会中的历史因子是“活着的历史”与“行走的记忆”，直接打通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时空屏障，裨益于我们认识特定时期的历史并获取相对真实的历史知识。现实社会中的历史遗迹为求索历史事实、认识历史原貌以及还原历史本身提供了史料依据。
从物种之间的内在联系来看，低等动物蕴含高等动物的基本征兆，只有在清晰认识高等动物的情况下，低等动物的基本特征才能被充分揭示。从生物学视角认识“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解读方法，需要明晰“解剖”一词的含义。“解剖”本是一个医学或生物学用语，特指使用工具把动植物或人体进行分解与剖析，后来引申为对事物进行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研究。可见，“解剖”本身包含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答问题的方法论。“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这一形象比喻“在解剖学上具有对‘过去’的显现、引导功能”，“人体”与“猴体”是人发展过程中两种相互关联的生物形态，“猴体”中肯定隐藏着“人体”的生理特征，“人体”解剖有助于对“猴体”解剖形成高阶反思。反思的基础在于物种的同源性，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物种之间的联系不会因为形式或结构的改变而产生断裂性的鸿沟，总是会潜移默化地留下原本的基因与记忆，这构成物种之间千丝万缕的勾连。
在哲学反思中，从臻于完善或比较成熟的历史理论出发，更容易捕捉到我们不易察觉的历史征兆、历史起因等。意大利哲学家维科首次将哲学与历史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并开创出历史哲学的理论形态，黑格尔则实现了对历史哲学的体系化发展。从维科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家主张从历史中汲取哲学智慧、凝聚思想力量以构筑自身理论。尤其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试图基于纯粹的思辨范畴“加工”具体的历史，并将历史视为精神的活动史或精神的创造史。虽然黑格尔认为精神的历史与现实的历史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但由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历史关联，其充满神秘色彩的历史理论始终悬于“空中”无法“落地”，只能在精神领域“兜圈子”。马克思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观点则表征出一种与传统历史哲学截然不同的阐释历史的方式，这一独特方式关涉“通过现在理解过去何以可能”的哲学追问。现实本身内蕴历史的生成性维度和物种进化的天然关联，为从哲学反思的高度探讨历史内在发展机理提供了认知基础与逻辑支撑。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由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他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理解历史，认为一切历史都有迹可循，从“现在”来理解“过去”能够捕捉到历史先后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上主要采用的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回溯”考察法，即由现在反观过去的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先认识高等生物的生理结构，站在高等生物的高度上才能够明晰低等生物的生理结构。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规律对于人类历史的演进同样适用，“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研究人类高级形态可以促进对低级形态与原生形态的探究，基于“现在”既能够回溯“过去”，也可以把握“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求索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认为，历史具有现实性，从现实中可以找到历史发展源头的“总阀门”。马克思至少四次使用“从后思索法”。第一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关于“内部国家制度本身”中探讨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关系时暗含“从后思索”的方法，指出“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这表明从民主制出发可以充分认识君主制。第二次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指出应当站在历史的完成形态上反观过去，并揭明“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的意义与理论解释限度。第三次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述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的历史时，进一步提出“从后思索”的方法，即“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异化现象出发，揭示隐匿在历史原相背后的资本宰制逻辑。第四次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及资本积累过程时，马克思在认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之后，通过对最初“原始积累”的反思与论证进一步深化了关于资本积累基本规律的认知。
从“现在”理解“过去”构成“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阐释维度，即通过“人体解剖”有助于认识“猴体解剖”，通过现实可以理解历史。但在探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人体解剖”是否可以替代“猴体解剖”，我们是否必须进行“猴体解剖”，对这些追问的回答构成我们系统考察“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所蕴含的方法论的题中之义。
三、“人体解剖”能否替代“猴体解剖”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方法，内蕴通过“现在”理解“过去”的逆向思维逻辑，但这种方法并不意味着“人体解剖”可以替代“猴体解剖”。马克思用“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比喻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具有内在关联，但也有各自鲜明的特质与标识。“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对“猴体解剖”本身而言是一种外在的反思，即跳出“猴体”本身，从“人体解剖”反思“猴体解剖”，但“猴体解剖”本身就是一种方法且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马克思本人也极为重视对“猴体”的研究，他在大量文献中都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展开过具体分析。“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蕴含唯物主义辩证法：一方面，通过“现在”有助于理解“过去”，“现在”构成分析以往社会的前提；另一方面，“现在”由“过去”发展而来，“过去”本身具有不可替代性。思考“人体解剖”能否替代“猴体解剖”的问题，有利于把握“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辩证法。
“人体解剖”只能作为钥匙而存在，不能完全替代对“猴体”本身的解剖。为什么“人体解剖”不能完全替代对“猴体”本身的解剖？原因在于：一是“人体解剖”作为“猴体解剖”的钥匙具有一定的条件要求，即只能从“一定意义”上来理解，只有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自我反思的前提下才有助于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二是“猴体解剖”本身是一种方法，“猴体解剖”所指向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是一个特定阶段，具有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和相对独立性。马克思非常注重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状况与结构特征，甚至在晚年仍旧思索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问题。三是“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具有辩证统一性，二者最终指向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
第一，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即诉诸高级社会范畴分析低级社会形态之时首先需要展开高级社会的“自我批判”，要突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反思。因为高级社会和低级社会形态在本质上存在差异，本质不同的范畴在考察对方的现实形态时必然表现出不确定性和差异性。如果不对高级阶段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可能导致对低级社会形态的片面甚至错误理解。正如马克思所言，“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历史本身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曲折与跳跃并存、偶然和必然并在的复杂过程，不同的社会形态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与内在规定。对历史的理解，尤其是从高级范畴来理解低级范畴，不能生搬硬套而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进行解读。因此，马克思“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这一研究方法只有与批判精神相结合，才能真正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意义。马克思虽然追求其理论的普适性，尤其是其社会历史理论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的适用性，但始终秉持理论的自我批判与深度反思的学术品性。任何理论都具有限度，“人体解剖”也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才能彰显其对于“猴体解剖”的指导意义。这表明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与叙事不是简单直观的现象描述，而是内在蕴含有原则高度的自我批判与反思精神。有学者指出，“人体解剖”法是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式，“从后思索”的动态致思逻辑呈现出马克思对历史进程的思考不是一种简单思维，而是一种复杂的反思性思维；有学者将其视为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即思维的反思由实践发展所决定，它的活力主要来自实践，而方向“与实际发展相反”；还有学者表示，没有对“人体解剖”的批判性自我认识就无法认识“猴体解剖”，强调“人体解剖”的“自我批判”功能。这都表明对马克思这一方法的理解要始终葆有批判和反思精神。
第二，“猴体”本身具有独立的阐释空间和思想价值，马克思尤为重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并随着自身理论体系发展与掌握史料的完善，呈现出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丰富认识与具体图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分工的研究详细考察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相继出现的三种所有制形式，即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形式，认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形态，并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明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特征，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马克思晚年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始终保持高度热情，还为掌握更多实证性的一手资料与文献而学习俄语，其理论视野拓展到东方社会，并著有考察原始社会、国家文明起源以及私有制起源问题的《人类学笔记》和追溯前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历史学笔记》。即使在身体素质每况愈下的状态中，马克思仍旧“坚持不懈地重现了从古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历史”。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虽然具有意义，但意义是有限度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一方法内蕴“猴体”的自身反思理路，因为“猴体解剖”本身也是一种方法。我们在强调“人体解剖”内蕴的自我反思向度及其之于“猴体解剖”的指导意义时，也应当观照“猴体解剖”本身所具有的致思理路。作为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猴体”的独立性存在表明社会形态具有阶段性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并且“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正是终结于这样的对抗运动之中。高级社会的胎胞中发展着的生产力创造性地解决了低级社会所蕴含的对抗形式，历史正是在充满矛盾对抗的社会中不断前进。例如，马克思在考察原始社会公有制时所认识到的“公有制的历史存在问题”“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换问题”“公社内部的社会结构”等，已经消亡于从“猴体”向“人体”进化的过程，所以这些问题无法从“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中窥探出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革新、政治制度改革以及文明转型等历史更迭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些“猴体”向“人体”发展中“消亡”的阶段性社会因素，构成从资本主义社会认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盲区”和过渡环节，具有不可替代与独一无二的特质。
第三，“猴体解剖”与“人体解剖”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必须将“猴体解剖”与“人体解剖”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考察。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内蕴唯物辩证法思想，即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现实是分析以往社会历史的前提，现实由历史发展而来，历史本身具有独特的阐释空间，现实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彰显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辩证法。马克思始终具有“过去、现在与未来”相连接的历史性视野，他不是将已经过去的历史简单地理解为“从过去走向现实”的环节，而是解读为不可替代的独立历史阶段，并将其视为普遍历史过程中独具特色的“链条的一环”。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每一阶段都基于前一阶段的历史积淀之上，并经历初生期、成熟期与衰退期的必然发展过程。逐渐消失的历史阶段并不是被简单地理解为“死亡”或否定，而是被理解为“扬弃”或是有保留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马克思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阐释主体，不仅走向历史深处以探寻前资本主义社会，明晰历史的发展脉络与演进规律，而且跳出历史本身的局限走向未来的历史，明确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与目标。马克思既拉近“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的距离，找到“过去”与“现在”的接口，以“现在”反观历史真相，又拉开“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的距离，发现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探索出历史的未来走向，始终保持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解释张力。
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为追溯历史原相、求索历史规律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指导。在马克思看来，认识社会历史“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马克思以具体化、形象化与精准化的致思理路表明，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应当在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自我反思的基础上，展开对过去历史的外在反思以认识历史真相，形成从“过去”到“现在”的规律性认识，从而形塑对未来社会的科学认知。考察马克思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方法论，裨益于从多维视角来挖掘与反思历史、总结与求索历史规律，进而彰显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科学性。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